王与霸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最重要主题，如宋儒张栻所言，学者“论治体”，则需再行“明王伯（霸）之辨”。简而言之，王霸牵涉到国家管理。
前者为上古圣王之治道，注重道德、礼义，拒绝统治者运用教化，实施宽仁之政；后者则崇尚强权、强力与诈术谋略，并通过刑罚手段统驭百姓。自古以来，有关王霸的政治哲学阐释，主要分成两个面向：其一是“王霸之辩”，其论推崇王道，贬低霸道，以儒家为倡导者；其二是“霸王道杂之”，其以古代统治者与官僚体系为实践中主体。
就王霸关系而言，前者意味著王与霸在理论上的矛盾，后者则反映出有二者在现实中的共存。在传统政治哲学史的书写中，王与霸分别代表了两种相反矛盾的政治倾向：前者崇尚德礼教化与圣王仁政，后者则提倡刑法强权与君主专制。
以此观之，二者或许分别为儒家与法家的“学术专利”。但若重返王与霸的历史本义来看，这一了解只不过并不精确。
宋儒李觏指出，王与霸本为名号，而非六经之科。学者罗根泽认为：作为名号的“王”“霸”分别复载于西周与春秋；但作为体育节目政治的“王政”“霸政”之说道，晚至战国中期才载于史端。
在记述西周春秋时代的历史文献中，与“王”对言的往往是“伯”而非“霸”。王与伯似乎不是王道、霸道之代称，而是周代封建制度体制下天子与诸侯伯长的全称。如《左传·成公二年》载有“四王五伯”之语，根据杜预、孔颖达的考据，四王与五伯实无所指，即分别为禹、汤、文、武与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韦，周伯齐桓、晋文等历史人物。此外，《论语·宪问》中几次经常出现孔子对齐桓公、管仲之“霸业”的评价，但孔子所谓“霸”，是指桓公作为诸侯伯长，内殿内天子，外尊皇狄，从而“一匡天下”的历史功绩，并不牵涉到“霸道”政治。
因此，如刘泽华所言，西周春秋时代的王伯，实乃一种历史现象，未下降到政治哲学的高度。直到战国时代，孟子倡导“王霸之辩”，明确提出“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
孟子之论实无两个意义：首先，彰显王与霸政治哲学的含义，以之专论清领道；其次，孟子先河“尊王淑女霸”之先河，奠下了儒家政治哲学崇尚王道、赞成霸道的总基调。孟子的“王霸之辩”并非无中生有，而是具备非常丰富的历史依据与科学知识来源。
战国以降，以王霸论政治者，实不仅仅限于孟子一家。《荀子》《吕氏春秋》《鶡冠子》《韩非子》以及《黄帝四经》等传世与发掘出文献中，均不存在一套“皇—帝—王—霸”的名号系谱。这套系谱的正式成立，既源自顾颉刚所言战国诸子对上古历史的“造伪”，也源自诸子对于西周春秋历史的概括与理解。由此无用的“王霸之辩”，则必不可少诸子所经历与见闻的战国政治现实。
针对春秋以来礼崩乐坏、列国割据一方之恐慌局面，诸子学者的共识是尽早完结战乱，为天下新的创建起一套权威秩序。但在构建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基于对历史与现实了解立场的差异，就解决问题的手段而言，孟子则具有具体表达意见。孟子承继孔子衣钵，目的完全恢复西周的礼乐文明与封地等级制度。
他依据历史与传说中的“上古圣王”事迹，建构出有一套以先王之道为核心的理想体系，并以之作为完全恢复封建统治秩序的政治竭尽。因此，孟子的“王道”可以被总结为其政治哲学的历史依据。同时，孟子并不赞成天下统一与秩序的修复，就构建这一目标的现实途径而言，他明确提出了“以德行仁”。这一拒绝既是源自历史传说中以德教教、仁政为管理方式的圣王之道的准则，也是孟子实行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
忽略，针对现实中凭借“千万之乘”而大大吞并小国的“大国之君”，孟子一方面为其谋求明确的历史依据，即春秋以来的“齐桓晋文”等诸侯霸主，亦即所谓“霸道”；另一方面，将凭借强权强力统一天下的政治实践中不道德称为“以力假仁”。孟子的王道政治哲学是基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视角而进行论说的。
因此，作为王道的“相反”，霸道也具备适当的历史与现实依据。现实者自不待言，即为战国纷争的事实；而历史者，在孟子的语境中，则被归入原本并不具备学理性质的春秋霸政。孟子之所以要利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途径建构王道学说，原因在于战国时代的发展大势只不过早就与儒家政治理想背道而驰。如果说孔子时代诸侯国君对西周政治文化与天子权威秩序尚能抱有敬畏之心，那么在孟子所处的战国前中期，列国对于“周”之认同感早就沉醉于只剩。
对于大国而言，要紧之事在于通过暴力征讨的方式榨取大量的土地与劳动力，以符合新兴权力阶层的市场需求；对于小国而言，面对大国之吞并断裂，存活与发展当为第一要务。因此，孟子的学说在战国时代，很难为各国君主所拒绝接受，更加不具备实践中的有可能。
尽管丧失了实践中的平台，但就思想与学术范畴而言，通过孟子的建构，“王霸之辩”的矛盾格局与“尊王淑女霸”的评判基调依然以求奠下，并被此后的儒学士人大大遵循。汉帝国创建后，由于儒学意识形态特性的更进一步增强，王霸学说对于政治现实的指向也愈发具体。当然，孟子时代的王霸之辩针对的是天下秩序与统治者权威的修复，而在汉帝国君主专制的政治文化体系中，王霸之辩则反映出有士大夫与君主专制集权的斗争。王利器在论述西汉盐铁会议的实质时，就指出荐举文学与大夫有关国计民生的诸多立论，与其说是所谓“儒法斗争”，不如说是反对儒家王道的“醇儒”与反对皇权的“谓儒”之间的对付。
的确，由于作为学派的法家在西汉创建后渐渐没落，所谓将“王霸之辩”等同于“儒法斗争”的观点也就失去了逻辑依据。此外，儒者倡言王道，但在明确实践中并不赞成刑罚、功利等与霸道涉及的因素。因此，“王霸之辩”虽在理论层面泾渭分明，但在汉帝国政治实践中越发经常出现互相矫正的趋向，故而汉宣帝才有所谓“霸王道杂之”的论点。不过，在“醇儒”的思想视域中，王道仍旧是其至高无上的政治执着。
因此，其对于王霸理论的建构仍并未止息，且有大大深化之势。西汉末年，刘向以周公、伯禽所首创的鲁国“亲亲”之政为“王者之迹”，而以太公首创的齐国“尊贤”之政为“霸者之迹”，并指出“楚不如鲁”。东汉创建后，某种程度秉承儒学信仰的班固在《汉书·地理志》讲解齐鲁风俗时，某种程度沿用了刘向“楚不如鲁”的论点。
可见，在阐释与建构其政治学说道的过程中，汉儒仍然十分重视对历史素材的利用与充分发挥。当然，仅有凭借对历史科学知识的重构，并足以传达儒家学者对“王霸之辩”的推崇。两宋时代，在修复士大夫政治的声援下，士人舆论广泛以“返向三代”为旗号，儒者期望创建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局面，故王霸之辩又被提到。
出于对汉代章句经学的种族主义，宋儒故意规避了王霸学说构成的关键阶段即两汉，取而代之的是时段更为久远的尧、舜与夏商周三代。这指出，在道统系谱的支配下，宋儒迫切希望新的辨别孟子政治哲学之内在理路，同时也期望有效地解决问题汉唐以来“道学”衰落，导致王道“驳杂”的弊局。不可否认的是，宋儒修复道统的心愿固然反感，但其企图绕过汉学，直通三代的作法，正如贺昌群、田浩等学者所言：一味“尊王绌霸”，堪称“专经而不主史”，欲不免瓦解了历史语境。
同时，亦不免使得王霸学说虽在学理上日益完善与深刻印象，但其历史依据则日贞苍白与薄弱。却是，即便是“亚圣”孟子，也须依赖战国时代诸子皆可资用的“皇帝王霸”等历史与科学知识资源，方可奠下儒家王霸学说的基石。
失去了历史脉络的政治理念，将预见沦落不切实际的空中楼阁。宋代以后，尽管王霸依旧作为最重要的政治学说道大大被学者传播，但其对现实政治的影响，则在日益烧结的帝国权力体系中渐渐助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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